《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药物专著,源于神农医药实践的总结。传说神农是中医药的创始人,关于神农创造医药的传说很多。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此书序例叙述到:“药有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有各法。”强调用药区分产地,讲究地道性,是对中药材地道性的最早论述。《神农本草经》对中药材地道性的论述体现在药材出产地、生长环境的描述。在其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许多药材的名称是根据出产地命名,如巴豆、蜀漆、秦皮、吴茱萸等中的巴、蜀、秦、吴等都是该书形成时期的古地名。对一些药材的出产环境作了描述,如生于川谷、山谷、丘陵、田野等。
《黄帝内经》,也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比较全面系统阐述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古典医学著作,它的问世初步确定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内经》对药材地道性的论述主要是在药材产地与质量、疗效方面。“岁物者,天地之专精好。非同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对地道药材在医疗实践中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伤寒杂病论》即现在的《伤寒论》,是张仲景据古《汤液经法》所撰成。它是数千年间医疗实践之真实记录。它记载了疾病真实的原本情况和诊断、处方、用药的状况、效果、及其规律和经验。《伤寒论》的方剂中用了许多地道药材,如代赭石、巴豆、阿胶、蜀漆等。
《范子·计然》对药材地道性的论述主要是对药材不同产地的质量标准方面的描述。提出黄连以出蜀郡黄肥坚者善,当归出陇西无枯者善等,记述了药材产地的质量标准,从外观上对地道药材标准进行了叙述。
《本草经集注》进一步阐述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诸药所生,皆有境界。……江东已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蜀药及北药,虽有去来,亦复非精者。”等等,在本草学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地道药材与非地道药材的疗效差异。
《唐本草》也对地道药材进行了论述:“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阐明了动植物形态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
《千金要方》既对地道药材的质量进行描述,又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对地道药材进行区划。“用药必依土地”,“凡草石药皆须土地坚实,气味浓烈。不尔治病不愈。”“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并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来归纳地道药材产地。
《图经本草》认为“五物产风气异宜。”“广药谱之未备,图地产之所宜。”等对地道药材与非地道药材运用上提出要求。北宋寇氏也重申“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如上党人参,川蜀当归,齐州半夏,华州细辛。”
《本草纲目》对地道药材应用的论述更为深刻,李时珍指出:“性从地变,质与物迁。”“生产有南北,节气有早迟,根苗异采收,制造异法度。”说明了地道药材的质量与产地、采收加工等的关系。清代徐在椿的《医学源流论》也对地道药材进行了论述。民国年间各地地道药材名目繁多。
建国以后出版的中药书籍对地道药材也进行了论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地道药材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运用现代环境科学,分析化学,生物学,系统科学,数学,计算机等的理论与方法,对地道药材的本草、药理、生药、栽培生态、加工炮制、临床验证、综合开发等进行研究。如川产地道药材的系统研究从本草、药理、生药、栽培生态、加工炮制、临床验证、综合开发等方面对川贝母、川芎、续断、麦冬、天麻、黄连、附子等进行了研究。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地道药材进行研究,形成了现代药材地道论,从不同角度研究药材的地道性。如肖小河认为:地道药材是中药长期复杂的系统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最高级、最优化的物质形式。他从耗散结构理论、分形分维理论和模糊集合论角度认为药材之真伪优劣及地道与非地道是中药演进这个复杂的耗散结构系统在不同阈值之负熵流的非线性作用下所形成的多序数态的定性反映。胡世林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提出了狭义的“中药材地道性”,他认为:“同一物种由于生态环境差别极大,或因物种的性别、年龄、栽培、生理病理、生长阶段、或因加工技术使得该物种所形成的药材质量发生了真伪优劣的变化。”他认为中药地道药材发现和确立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生物多样性的选择性应用过程。他在《中国道地药材原色图说》一书中提出对于中药材道地性的含义在物种相同的前提下,地道性的解释有产地不同,野生与栽培、养殖的区别,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加工技术水平的影响六个方面。 谢宗万从地道药材的成因角度认为:地道药材是指在一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为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较佳、疗效好,为世人所公认而久负盛名者称之,因此,在药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等等。